作者?|?陳方
來源?|?起點財經
導語：中國創新藥行業正在逐漸滑向一輪周期的底部。
近期，在中國醫藥創新促進會組織的一場閉門會議上，多位創新藥企一把手不約而同地提到了這一點。有的企業甚至直接喊出：“短期內對于醫保談判定價、國談藥品進院等問題不抱解決的希望。”
資本熱情的快速退潮可以從資本市場上看出來。2018年香港開放18A、2019年A股啟動科創板以來，通過這兩大渠道上市的中國創新藥企超過100家，是中國醫藥創新的強大推動力。
同花順iFind數據顯示，從2018年8月歌禮制藥上市開始，港股18A公司共募集1168億港元，其中2021年上市募集總額超過410億港元，而到了2022年募資額一下滑落到36.4億港元。
A股科創板表現出近似的趨勢，從2019年8月首家上市的創新藥企業微芯生物算起，科創板狹義的創新藥上市公司共募集資金1062億元人民幣，募資高峰同樣在2021年，15家公司共募集資金405億元，2022年的募資規模只有260億元。
2023年迄今為止，港股和A股科創板各自只有1家創新藥企上市。
IPO是融資的標尺，從中能看出行業的整體涼熱。資本是最精明的，它們看到投入難以得到回報的現實，很難再有熱情繼續投入。
中國的創新藥正在遭遇“三殺”：醫保準入大幅降價；進醫保后無法進院銷售；資本撤出創新藥投資。三個環節正好組成一個下降循環。
如何解開這個下降循環的死結，已經成為擺在全行業面前無法回避的問題。
進了醫保進不了醫院
“中國醫藥創新十多年，真正達到10億級的產品有幾個？恐怕一只手都能數得過來。”貝達藥業資深副總裁兼首席運營官萬江表達了對創新藥市場孱弱的遺憾。
回憶起10多年前中國醫藥創新啟動的前夜，藥促會執行會長宋瑞霖頗有感慨。重大新藥創制項目中，國家直接注資230億元鼓勵創新藥研發，最終調動全社會資本投入可能近萬億。
當時任誰都認為，中國醫藥行業從此站起來了。
但時間走到今天，藥促會統計數據稱：腫瘤等十大治療領域，進口藥品市場份額占70%以上，國產創新藥依然不是主流。
國家鼓勵推動了十多年，各企業賣力，的確拿出了一大批創新藥物，但目前創新藥物在醫藥市場的整體占比只有11%。相對于世界其他國家，中國創新藥的市場比重算是低的。
癥結在哪里？
醫院不用創新藥，這是擺在大批創新藥企面前最無奈的事。貝達的鹽酸埃克替尼2011年上市，是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被譽為民生領域的“兩彈一星”。有關人士透露：埃克替尼上市至今整整12年，一共進入了2000多家醫院。這樣的進院比例遠達不到企業的預期：2022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顯示，中國三級醫院一共3275家。
藥促會的數據也印證了這一問題。宋瑞霖介紹：“國家醫保局開展藥品價格談判以來，國談藥品三級醫院覆蓋率僅為16.8%。”
國談藥品大多是治療重大疾病的臨床急需藥物，不在醫院渠道很難銷售出去。但國家醫保局沒法直接指揮各醫院召開藥事會，更不能把國談藥品硬塞給醫院。業內人士介紹：“天津的幾個大醫院，今年根本就沒開過藥事會。上海有個大三甲倒是開了藥事會，只批進了一個藥，還是進口品種。”
醫院有醫院的一套規則，環環相扣，使得批準一個藥物進院非常困難。中國醫院協會副會長方來英表示：“就說一條規則：國家要求三甲醫院基本藥物配置達60%，等于說進一個創新藥要搭兩個基藥。醫院上哪里找那么多基藥去？”
“國家醫保局的價格談判本意是‘騰籠換鳥’，讓創新藥進醫保替代普藥。現在‘鳥’是有了，‘籠’卻沒騰出來。”這是不少與會企業代表的想法。
在殺價與創新之間
2018年以來，得益于國家醫保局的銳意改革，創新藥的醫保談判節奏大大加快，不僅推動一大批獨家品種的抗癌藥、罕見病用藥納入醫保，一些新藥甚至能做到上市當年就被納入醫保，也極大減輕了患者的治療負擔。同時，醫保的改革風向也促進了行業的研發創新，隨著以新藥為主體的醫保準入和談判續約機制的建立，醫保對新藥的支出從2019年的59.49億元增長到2022年的481.89億元，增長了7.1倍。
業界的共識是，價格談判是國內創新藥進醫保、進醫院必經的過程。
而隨著創新藥的可負擔性相比過去已有了極大的提高，新的問題開始浮上水面。產業界和資本市場意識到，創新藥即使進了醫院，企業也要先付出沉重的代價。有與會代表打趣地提到“兩個80%”：80%的創新藥進不了醫院；進了院的砍價80%。
總之，沒有最低，只有更低，成了醫保談判的一大趨勢。
中國不少創新藥企起步晚，沒有很雄厚的管線積淀，靠一兩個品種打天下。這是創新萌芽時期常見的現象，就指望著一兩個拳頭產品在市場上獲得收益后繼續投入研發，滾雪球般地壯大。如今剛邁出第一步就發現：雪沒了！
不少企業硬著頭皮接受降價，換取醫保報銷資格，承受增收不增利的結局。然而因為無法保證降價后就能在醫院有銷售，企業的降價策略換不來收益，創新沒法體現應有的價值，企業持續開發創新藥的動力明顯不足。
全行業的緩慢下墜，短時間是看不出結果的。
“要防止醫藥創新的大好局勢發生逆轉。醫藥創新是國家政策導向的結果，重大新藥創制的200多億資金是國家實實在在砸下去的。如今紅利期逐漸過去，創新藥行業已經出現了資本撤退、人才流失的狀況。” 百濟神州總裁、首席運營官兼中國區總經理吳曉濱強調，要想在全社會形成醫藥創新的氛圍，是以“十年”為計算周期的，產業的上升周期一旦被打破，很難在短期內回調。
恒瑞、百濟、信達、君實等一批第一梯隊的企業可以說是醫藥創新的受益者之一，隨著一批國產PD-1上市，客觀上逼迫K藥降價，讓中國患者用上了廉價的腫瘤免疫藥物。而國家醫保局能和外企坐下來談判壓價，能夠讓患者的可及性、可負擔性大幅提高，靠的就是中國有自己的創新藥。
但如今，創新的氛圍正在消散。
多位行業人士在采訪中曾發出這樣的感慨：“過去中國創新藥企業吸引了大量的外資直接投資。據不完全統計，不算高瓴、紅杉這些合資的投資公司，純華爾街的資本，在香港上市的中國生物科技公司（18A）中的投資占比，近兩年下降了70%左右。”
如今，在疫情阻隔因素褪去后，醫藥行業已經出現了人才回流美國的現象。同樣搞科研，中國科技成果轉化的效率慢了下來。
“為了能活下來，企業必須拼商業化能力。更容易被市場接受的me-too藥物大行其道，企業缺乏開發first-in-class藥物的動力。醫保談判沒能讓真正創新的企業獲得盈利。”有行業人士憂心忡忡地表示。
新形勢下的瓶頸如何突破
2023年1月的談判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國產創新藥就沒有談成。在流血供貨和緩慢盈利之間，開始有國內企業選擇后者。
醫保談判曾經給無數患者帶來生的希望，曾經讓每一個小群體都感受到國家沒有放棄。每年談判結果公布后，患者都是翹首以盼：要過幾個月才能用上便宜的藥？
既然談判是大勢所趨，企業也愿意讓出一部分利益來換取更大的市場，雙方達成統一最關鍵的核心，就是對創新價值的認同。
然而，這幾年越來越多的企業發現，醫保仿佛換了一種思路。盡管每年的結余越來越多，但醫保局的口袋卻是越捂越緊。什么創新性、突破性，統統不如經濟性，價格成了唯一的評價尺度。
尤其是這幾年狂飆突進之后，國內各類治療藥物的可及性已經有了極大提高，醫保局在砍價這件事情上更加游刃有余。
可是，醫藥行業還要不要發展？
復星醫藥董事長吳以芳認為：“創新藥的臨床價值應該更優效，醫保部門在開展談判后，可以公開披露藥品核心數據的評價結果，接受社會監督，醫院召開藥事會，這些數據就是依據。醫院沒有理由不引進最好的藥。”
2022年的醫保價格談判中，已經要求企業提交申報產品的詳細信息，包括安全性、有效性、經濟性、創新性和公平性等，比此前有了不少進步。
但是，最關鍵的醫保底價制定原則，至今仍是個謎。到底是按企業的投入來定價，還是按醫保的支付能力來定價，這看起來是不可調和的矛盾。
宋瑞霖表示：藥促會正在提出申請，要求國家醫保局按照行政公開的原則，披露往年醫保談判品種的藥物經濟學報告。醫保局依據什么原則確定的談判底價，應當讓藥企明白，這樣更有利于藥企確定合理的產品價格。
另外，對于PD-1等多適應癥品種，此前存在多次降價的情況，2022年談判時已經有所修正。這樣的改進企業自然希望越多越好。
會上，多方人士建議，能夠對醫保談判中已經多次降價，價格已經足夠可負擔、且在同一治療領域能做到“質優價宜”的新藥，在醫保續約與新增適應癥時不再降價。
宋瑞霖甚至提出這樣一個想法：在一個地區進行試點，無論談沒談成，先安排國談藥品全部進院，讓醫生和患者在實際臨床診療中做出選擇，看患者整體上是受益了還是受損了，再來確定醫保談判的底價。
當然，這些都是企業界一廂情愿的想法。按照規律，6月份國家醫保局將推出今年的醫保談判方案，規則能否調整、細節能否優化，決定了今年藥企能否積極參與價格談判。
總的來說，創新藥企都希望2023年的醫保價格談判能出現積極的調整。醫保談判的目標應當是鼓勵企業的持續創新，而不是短期的涸澤而漁。
醫保之余，商業保險是世界上很多國家解決醫療費用的重要手段。但在中國，強大的醫保沒有給商保留下太多施展的空間。
2014年，國務院曾下文，讓商業保險公司承辦醫保中的城鄉居民大病保險部分。這是新醫改中爭議多年的“多層次保障體系”的一次重大突破。不過10年過去了，只允許“保本微利”的大病醫保成為所有保司都不愿談起的話題：因為年年都虧錢。
“醫保局可用的手段其實很多。只不過在當前格局下，他們也需要繼續觀察，以確定支持創新的最優政策。”宋瑞霖這樣解釋，“醫藥創新的最終目標是讓患者能持續用上新藥、好藥。只有確保行業持續發展，才能實現這一目標。我們相信，這一點醫保部門是很清楚的。”
加入阿爾法工場投資者交流社群 | 添加微信：dlfxs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