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施展世界（ID：shizhanworld）
作者/施展
題圖/圖蟲創意
本文是外交學院施展教授7月27日在“吳曉波頻道年中經濟論壇”上的演講實錄。今天下午開場是讓我講后疫情時代的全球秩序。我首先提一個問題：我們為什么應該了解國際政治和國際秩序？很多人會覺得國際政治、國際秩序離我們很遙遠。但實際上，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是我們每個人一生都要面對的最大的約束條件。比如說，大家都知道風口很重要，雷軍說，風口上的豬都可以飛得起來。但是這個風又是由什么推動的？風到底往哪兒吹？豬往哪兒飛？風口的背后是有N層約束條件的，而其中最大的一層條件，便是國際政治、國際秩序。舉個例子，二戰之后日本被美國占領了，美國人認為三井、三菱等財閥是日本發動戰爭的重要驅動力，便把這些財閥全都解體，希望通過這種方式，將日本轉化成一個正常的國家。但是，在解體的過程當中，朝鮮戰爭爆發了，那些即將被解體的財閥，突然之間獲得了重生的機會，才有了之后的日本汽車席卷全世界。日本汽車能夠席卷全世界是因為它的質量很好嗎？當然，它的質量的確不錯，但是如果它都沒有機會活下來，怎么可能有后來的故事呢？所以，對日本企業來說，最大的風口無疑就是當時的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沒有朝鮮戰爭的話，一切都無從談起。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當社會處于劇烈轉型的時期，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直接影響企業和個人對自己的定位，對未來的判斷。那么，既然國際政治如此重要，究竟該怎么去分析、判斷、把握它呢？這就是我今天要談的話題。國際政治的分析是有很多具體的方法的，但是在我看來，最核心的是幾組要素的對比，接下來，咱們分別來解釋一下。大家經常會看到一個說法，國際政治中，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只有永恒的利益。這個說法沒錯，但究竟什么才叫利益？同一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有的人認為這個事兒往前推才是利益，有的人認為這個事兒往后拉才是利益。誰才是正確的？這取決于這個國家認為自己究竟是誰，自己想要什么，它認為理想的、正當的秩序應該是什么樣的。而對這一系列的問題的判斷，就構成了我所說的人心。力量決定了你在國際政治當中博弈的能力，而人心決定了你在國際政治當中博弈的方向。你如何理解什么才是“利益”，這跟利益本身無關，只跟你所抱持的觀念有關。在分析國際政治的時候，我們既要看到有力量的這一面，又要看到有人心的這一面，兩者是無法相互替代的。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明確一下：力量的較量是利益之間的沖突，而人心的較量是觀念之間的沖突。在國際政治當中，兩種沖突都存在，二者有一點很大的區別是，利益沖突要的是錢，觀念沖突要的是命。舉個例子，19世紀的普法戰爭，普魯士大軍一路殺到了巴黎城下，然后法國賠了一大筆錢，普魯士人就撤了。在當時這就是一個利益沖突，只要是利益沖突，用錢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只是賠多賠少，這咱們得砍價，但是用錢是可以解決問題的。可是在二戰當中，戰爭后期德國曾經有人跟西方提出談判邀約，不想打了。但是對西方來說，和談是不可能的，必須不惜代價把納粹德國弄死，這事兒才算完——這就是觀念沖突。利益沖突要的是錢，而觀念沖突要的是命。大家肯定注意到過一個說法，蘇聯在后期進行改革的時候，努力地去配合西方，愿意按照西方的要求來改造自身，直到最后變成一個民主國家，才發現上當了，西方仍然排斥它。于是，今天俄國又重新開始跟西方較勁。實際上這種說法里面就混淆了一個東西，國際政治上的沖突，既包括地緣沖突，又包括觀念沖突，前述說法沒能把兩種沖突區分開。當年蘇聯跟西方之間，彼此之間當然是有觀念沖突的，雙方意識形態不同。前面說過，觀念沖突要的是命，但這并不代表等你死了之后，一切就結束了。蘇聯死了，俄羅斯站起來了，觀念沖突沒了，地緣沖突卻還在。俄羅斯所處的位置、所擁有的力量等等一系列情況，決定了它跟西方之間永遠存在著地緣沖突。沒有國家能夠選擇鄰居，無論俄國人怎么表達他的善意，觀念變成什么樣，波蘭人都難以真正信賴俄國人，因為兩者的力量差距太大，這就屬于地緣沖突。但是這兩種沖突又有著一些重要的質的區別。地緣沖突是永恒的，但是可以交易；而觀念沖突是可變的，但卻是不可交易的。仍然以德國為例，二戰當中的德國跟英美盟軍必須死一個才算完。但是等到二戰之后，德國的觀念改變了，那么他們又變成非常好的盟友了。這就說明觀念沖突是可以改變的。我們在觀察國際政治的時候，要分析清楚究竟我們所討論這些沖突，是地緣沖突還是觀念沖突，還是兩種兼備。這個東西你不做仔細的話，很可能就會導致誤判。我們可以看國際關系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事情，從18世紀以來，一直到二戰結束，英國一直是霸主。中間無數個起來挑戰它的國家，沒有一個能成功的。英國是海洋國家，所有的博弈過程，獲勝的始終是海洋國家，陸地國家沒有一個挑戰成功。為什么？原因在于，海洋國家在打造一套開放性的秩序，而陸地國家則是在打造一個封閉性的秩序。開放性的秩序讓你可以把對手之外的所有人全都拉過來做你的盟友，封閉性秩序則意味著當你自己的家當拼完，就全完了。比如，拿破侖為了對抗英國，索性把整個歐洲大陸都打下來，組建一個封閉的市場，把英國完全排除出去。但結果是，英國反過來代表全世界封鎖了歐洲大陸。這不僅僅是因為英國有強大的海軍，更因為英國的財政基礎是海上貿易，它的戰爭跟它的貿易都從海上走，兩者的財政需求是同構的，因而戰爭成本較低。而對于法國來說，它的戰爭在陸地上，貿易卻嘗試從海上走，兩者不同構，導致戰爭成本高，時間長了就熬不下去了。因此，區分海洋國家和陸地國家的關鍵，不在于你究竟是在海上還是在地上，而在于你追求的是一個開放的秩序，還是一個封閉的秩序。如果你追求的是封閉秩序的話，那就只能建立起一個小市場。而建立開放體系的那個國家，將建立起一個大市場。大市場的效率要高于小市場，誰能主導那個大市場，誰就更有機會跑到最后。再舉個例子，日本在二戰期間試圖把整個東亞打造成自己的專屬領地，建立一個封閉秩序。而到二戰后，它放棄了這個追求，投入到國際開放的秩序中，經濟影響力就有了巨大提升。參與的是封閉秩序還是開放秩序，對一個國家的經濟效率來說，是有巨大區別的。我們討論國際政治的時候，經常會停留在政治層面，但政治跟經濟其實是緊密捆綁的。任何一個政策，不管對內還是對外，都要落實為一個財政方案。沒有財政方案支持的政策，根本是不可能走得通的。而財政方案來自于你的稅收，稅收則取決于本國的經濟能力。問題是，本國經濟到底能發展成什么樣，在“地理大發現”之后，根本不由本國說了算，而是取決于整個全球市場的波動。舉一個遠一點例子，在明朝晚期，經濟曾經非常繁榮，歷史教科書上經常講，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很多人都在感嘆說，如果大清沒有入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仍然持續發展，后面的歷史就截然不同了。可是，為什么經濟那么繁榮，明朝晚期財政還會陷入困境呢，為什么會軍餉不足以致走向末路呢？因為明朝晚期的經濟繁榮并不僅僅是因為江南地區發展得好，更重要的原因是西班牙在美洲發現了一個巨大的銀礦。那個銀礦在短短幾十年里，開掘出來的白銀的數量超過了此前人類歷史上開掘出的所有白銀。數量巨大的白銀流向中國，購買絲綢、瓷器、茶葉等等，需求被迅速激活，于是便有了明朝晚期的資本主義萌芽，經濟非常繁榮。可到了1618年的時候，歐洲大陸爆發三十年戰爭，一直打到1648年，西班牙人的白銀不再流向中國購買奢侈品，而是回到歐洲充作軍費。中國的貨幣供給突然不足，需求也急劇萎縮，經濟就陷入了衰敗，到了末期拿不出軍餉，大清就在1644年入關了。綜觀整個過程，明朝的財政自由度并不是它自己就能控制的，而是受制于整個大的國際市場的波動。而世界市場怎么波動，又跟其他國家的政治選擇有各種各樣的關聯，大家是互相影響的。世界市場因此構成一個傳導機制，不同國家彼此之間的政治政策是有可能發生聯動關系的。而整個這個過程，你是沒有辦法僅僅就政治論政治，就經濟論經濟，所有東西都是連在一塊兒的。在國際政治當中，大國跟小國的博弈地位以及博弈的邏輯是完全不一樣的。什么叫大國？可以依靠力量來博弈的，這個是大國。而小國就只能靠規則博弈。那問題來了，大國為什么有時會不遵守規則呀？因為沒有人能強迫它遵守規則。什么叫大國？在你違規的時候是否有人能強迫你。如果有人能強迫你必須守規則，那么此時你就不是大國。就比如薩達姆當年覺得伊拉克是個大國了，打了科威特，結果馬上被收拾了，那么伊拉克就根本不是大國。俄羅斯認為克里米亞是它的核心利益，于是就收復了克里米亞，而西方一通臭罵，但是根本沒有實質性的動作，說明沒人能強迫俄羅斯，它就是大國。小國只能靠規則博弈，而規則的執行力則有賴于大國的配合，如果大國不愿意配合，那規則本身就死了。多數時候，大國愿意配合，那是為了讓更多的小國覺得它能主持公道，愿意與它結盟，從而打造一個更大的開放性的市場體系。有了這個更大的開放性的市場體系，它再去跟別的大國博弈的時候，力量就會更足。但是大國一旦進入一些非常狀態，它完全可以甩開規則不理。以上這幾組要素，結合到一起，就會讓我們對當今的國際政治、國際秩序有更深的理解。比如，經常有些博流量的自媒體說，美國被什么什么事情嚇倒了，美國要崩潰了，我們都可以放到這幾組要素里來分析一下。美國是個大國，沒人能強迫它，它不會被嚇倒。如果你認為美國要崩潰了，是因為美國在轉向一個封閉性系統嗎？如果你認為美國不會崩潰，是因為它仍然會堅持一個開放性的系統嗎？怎么去判斷它是堅持開放性的，還是打造一個封閉性的？判斷指標是什么？同樣，中國也是個大國，也沒人能夠強迫中國。中美之間的摩擦、競爭甚至對抗，究竟是地緣層面的還是觀念層面的？雙方各自力量的基礎是什么？中國所能夠爭取的人心是什么？這些就是比較有技術含量的國際政治分析了，而不是那種國際八卦式的。如今，我們在互聯網上看到太多的分析都是國際八卦分析，對我們做一些關乎未來命運的重大抉擇沒有幫助，所以，我們需要理解這些要素。在以上這些要素背后，還有一個重要變量——技術。技術的進步，會重新定義一系列的東西。比如，在煉油技術發展起來之前，僅僅從國際經濟角度來說，不考慮宗教問題的話，中東價值不大，沙特是一個不值一提的小國。在煉油技術發展起來之后，中東突然變成一個至關重要的國際關節點，沙特也變成了舉足輕重的大國。同樣的道理，在互聯網技術發展起來之前，中國大概不會想到能夠發展得如此快速，能發展成今天這個樣子。技術的發展，重新定義了什么是資源，什么是力量，什么是人心，什么樣的叫大國，什么樣的叫小國等等一系列東西。 當我們把所有的要素都考慮進去，再加上技術這個維度之后，再來審視中美關系、全球秩序，就可以獲得一些比網上國際八卦新聞式的分析更有價值的理解。在可預見未來，也就是至少未來十幾年內，全球秩序將處在一種精神分裂的狀態：在經濟上，各國極度相互依賴，且這種依賴不會因為貿易、政治對抗而發生實質性的逆轉；但在政治上，又相互不信任，高度對抗。這種不信任在某種程度上恰好是跟經濟上相互依賴有關聯。今天中美之間的經濟關系，大體上可以用一個“三段論”來概括：美國創新、中國生產、全球銷售。先說美國創新和中國生產之間的關系。我有朋友在硅谷那邊做投資，他們判斷一個項目值不值得投資有很多標準，但其中有一條是看這個項目在深圳有沒有辦公室。如果沒有的話，就很難讓人相信這個產品有機會、有能力大規模地量產。也就是說，對于美國硅谷那些新技術、新產品而言，它要想大規模落地量產，就必須得跟中國的大規模制造業相結合。還有朋友跟我說，他有一些跟蹤了很久的項目，一直不想在中國這邊量產，于是到歐洲、日本等許多地方去尋找機會。找了很久，一直都沒有成功，兜兜轉轉若干年之后，被迫再一次來到中國，迅速地落地量產了，這些全都是案例。為什么美國有這樣到處去尋找合作者的需求？為什么中國能夠滿足這個需求？我在今年初出版的一本新書《破繭》里，仔細分析了這個過程。美國之所以有這個需求，根源于上世紀80年代頒布的鼓勵創新法案《拜杜法案》，這個法案的具體內容就不展開了，只是簡單說它的客觀效果：它使得美國企業對于創新效率的要求前所未有地高。如果一家企業想確保創新效率，就必須得把生產環節、生產流程全都甩出去。如果自己來干的話，整條生產線都是自己的成本，一旦創意改變，整條生產線都得調整，轉型的成本非常之高。為了確保自己的創新步伐不被生產線局限，只好忍痛把生產線甩掉，讓別人給我干，相當于把轉型風險全部甩出去，我這邊只負責創新。而承接這個規模巨大的外包工作，需要在效率和彈性這兩方面都非常出色。效率不高，人家憑什么把訂單給你？彈性不高，你就沒能力迅速轉型，上游的創意一變，你就活不下去了。怎樣才能有彈性呢？就是不能太專業化，一旦特別專業化，一定會喪失彈性。可是不專業化，又沒有效率，那么連訂單都拿不著，想死都沒有機會。這兩個互相矛盾的要求本來是很難同時滿足的，但中國在市場發展過程當中逐漸演化出一種全新的經濟形態，適應了這個要求。舉個例子，中國有個城市生產釣魚竿特別厲害，釣魚竿是伸縮的，分成好多節，那里有很多廠家，每一個廠家只生產其中一節，同時所有這些廠家都有自己的品牌，在淘寶上開店賣。誰拿到訂單了，便去找其他廠家買回另外幾節，組裝到一起交貨。其他廠家拿到訂單了，也同樣是如此。每個廠家都非常專業，效率很高，它們之間的配套關系可以不斷地動態重組，形成一個龐大的網絡，從而確保了生產的彈性。中國有太多的領域都是以分工如此之深的方式，形成供應鏈網絡。通過這種供應鏈網絡的方式，中國同時實現了效率和彈性，從而具備了承接大規模外包的能力。而供應鏈網絡一旦發展起來之后，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就是供應鏈網絡的規模。網絡的規模越大，意味著里面單個的小企業分工越細、越專門化、效率越高。同時網絡規模越大，意味著網絡當中可以互為配套關系的企業、互為配套組合的可能性也越多，整個網絡彈性越好。一旦網絡規模突破了某個臨界值之后，它就會帶來一個實質性的變化，整個生產流程當中，綜合成本控制能力的關鍵已經不再是對于勞動和土地的價格控制了。對于單個企業而言，勞動、土地的價格仍然很重要，但對于整個大的網絡系統、對于這個生態而言，勞動、土地價格占比在綜合成本當中大幅下降，而供應鏈網絡的運轉效率，我稱之為廣義的交易成本，它的成本占比大幅上升，從而使得單個企業如果脫離開供應鏈網絡，運營成本會急劇上升。雖然你脫離開這個網絡可以找到更便宜的勞動和土地，但綜合成本當中更大的比例是由整個供應鏈網絡運營效率、運轉效率決定的，你如果脫離開這個網絡，看上去勞動和土地的價格便宜了，實際上最后成本變得更高了。當然，這里所說的是就供應鏈網絡的整體生態而言，絲毫不排除在具體企業的個案中，還是轉移出去會更合適一些；整體生態難以轉移，和具體個案可能會轉移，兩者并不沖突。所有這些都導致了，在21世紀之后，全球大量中低端制造業都在向中國集聚，哪怕我們勞動、土地價格不斷上漲，已經不再有優勢了。但就大的生產生態系統而言，中國的優勢仍然無可撼動。這里回應一個問題，在2018年時，中美貿易摩擦開始，很多人都在擔憂中國的制造業會大量外遷，尤其是外遷到越南。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就會被越南取代。我在2019年到越南做了比較深入、細致的調研，調研的結果是：往越南所謂的制造業轉移，本質上來說根本不是轉移，而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比如，2019年10月2號有一條新聞，說三星手機工廠關閉了在中國大陸最后一家手機工廠，遷到越南去了。我看到這條新聞，第一反應就是要問一句：到底是什么遷走了？之所以會有這個問題，原因在于，隨著供應鏈網絡的發展，生產過程中的企業組織形態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過去，生產一件復雜的產品可能需要100道工序，其中70道工序都是在一個工廠里完成的，只不過分布在工廠里的70個車間。這個工廠遷走了，就等于70個車間全走了，那確實值得擔憂。但是，在供應鏈網絡模式出現之后，這70個車間全都獨立出來了，獨立成了70個企業。那么，在企業遷走的時候，就必須得問是獨立出來70個工廠全都遷走了，還是僅僅是當中的某一些遷走了。 回到三星遷走手機工廠這條新聞，問題就是：到底是什么遷走了？在越南調研期間，我在三星手機工廠門口看到有大量的集裝箱卡車，每天下午過來卸下大量的手機配件。而這些手機配件都是前一天下午在廣東的珠三角裝車，第二天一早到了廣西憑祥的中越邊境口岸，通關后才到了越南北寧省三星工廠卸貨組裝，變成手機賣出去。從珠三角運過來的這些貨，貨值大概有多少呢？我去到憑祥的中越邊界口岸調研了當地物流商。其中一家物流商，是給三星配套運手機屏幕上玻璃的，僅僅是玻璃本身，不包括下面的液晶屏，而且它服務的那家供應商也不過是一個中等偏上規模的供應商。這家物流商每年運過去的相關貨值都是價值幾億美元，而且其老板明確告訴我，在珠三角運到越南所有貨品當中，他們家所占的比例非常之小。也就是說，從珠三角每年運到越南的這些手機配件，大概得有幾百億美元。這種現象說明，70個工廠里可能也就最后一兩道組裝環節的工廠遷到了越南，前面大量環節工廠仍然還在中國。但因為最后組裝環節那幾個工廠的產品是終端產品，to C的，它的產品品牌為我們所熟知，所以新聞出來我們會格外關注。而前面那些環節工廠都是中間產品，中間產品是to B的，除非你是行業里的人，否則你根本就不知道它們的品牌。終端產品是要出口到美國的，它會直接面對美國關稅的沖擊，所以它遷到越南，這是合理的。可是前端的那些中間產品，本來就是賣給三星終端工廠的，過去可能是從武漢賣到惠州，在惠州組裝；現在三星手機工廠遷到越南，那就從武漢賣到越南，犯不著連工廠也跟著遷到越南。 也就是說，終端產品是有動力遷走的，中間產品沒有動力遷走。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這種所謂制造業轉移，不過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而已，供應鏈主體中心仍然在中國，而且半徑還擴大了，這就意味著供應鏈同時滿足效率和彈性的能力又變得更強了，想往別的地方轉就更難了。有人就會質疑，越南現在從你這兒的供應鏈網絡中采購元器件，完成組裝，你說它對你仍然有很強依賴，它自己獨立發展不起來。可是30年前，中國不也是這樣嗎？你怎么就認為20年后越南不會發展成今天中國、取代中國呢？這個事我仍然給出結論是：它達不到這樣。我會給出這個結論的原因在于，要想真的達成中國這樣，發展成一個新的世界工廠的話，一個很重要前提，就是你得有自己完整的工業體系。要發展出完整工業體系，其中很重要一點是要有自己的重化工業。沒有重化工業，你要說作為一個完整生產體系，很多原材料自個都生產不了。原料生產不了，只能從別人那兒買，就會有很強的依賴效應。越南是否能發展起自己的重化工業呢？答案又是，很難。因為重化工業是高資本、低就業的，需要的錢多，需要的人少。而越南是個后發國家，資本匱乏、勞動力富裕。重化工業的產業特征跟越南這樣的后發國家的比較優勢正好相反，導致它很難在自由市場中內生性地出現重化工業。 我們看所有能夠建立起重化工業的后發國家，都是靠政府強力的刺激與扶持，日本、韓國都是如此，中國也主要是靠國企來發展那些重化工業。越南可以用這個辦法嗎？答案依然是，不行。原因又跟我前面講的國際政治那幾個要素相關了。國際政治要素當中的地緣關系很重要，越南沒有辦法選擇它的鄰居，它的鄰居就是中國。而中國對越南有著規模、力量上的碾壓性優勢，在這種優勢面前，越南天然會有焦慮。它需要找到另外一個能支持它的“大腿”，在今天，只有美國能勝任這個位置。所以我們會看到越南在最近這幾年跟美國、歐洲簽訂了一系列非常好的自由貿易協定。不過，抱美國的大腿是有條件的。那就是你必須得是自由市場經濟，而只要自由市場經濟，就意味著你無法靠國家強力催肥來發展重化工業。 有人又會疑惑了，當年韓國、日本也抱美國大腿，為什么美國就允許它們靠國家強力催肥呢？ 這又一次和國際政治相關了，原因是時期不同。日韓的發展是在冷戰時期，當時政治立場是第一位的，只要政治立場上愿意站過來，經濟不夠自由市場化，美國可以容忍。如果不忍的話，有可能把對方逼到對面陣營上，對美國來說更不劃算。 在今天的后冷戰時期，你采取什么樣的經濟政策，就等于你在政治上怎么站位。你如果不走自由市場化的經濟，那就跟美國這個陣營混不到一起去。一旦被排斥，也就沒人有興趣往越南轉移制造業了。越南面臨的是一個結構性困境：走國家扶持重化工業路線，就能發展起完整工業體系，但代價是必須獨自面對中國；或是為了克服獨自面對中國的焦慮，跟美國站在一起，相應地，發展自主重化工業這個事情就得擱置了。越南選擇了后者，因為獨自面對中國，這份焦慮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化解的。雖然重化工業自己發展不起來，但不代表國家的經濟就不能發展了；當然可以發展，而且可以發展得很富裕。只不過，必須要跟另外一個有重化工業的國家在經濟上有深度的融合。而另外一個有重化工業的國家是誰呢？中國。從越南的情況我們可以看出，“美國創新、中國生產”這個事在可預見未來是很難改變的，這是中國經濟一個基礎力量所在。之所以我會作出這一系列判斷，又是基于我剛才講的國際政治的基本分析方法。掌握了這些方法再去看國際政治問題，就會有很不一樣的判斷。中國現在也在努力創新，但我們的創新更多是從1到N的創新，而美國是從0到1的創新，這兩種創新所需要的環境條件是不一樣的。從1到N的創新，需要的是大規模的組織技術、超大規模的市場，這兩點中國獨步天下。而從0到1的創新，需要的是發達的基礎研究和優良的科研環境，能從全世界吸納高端人才，還要有非常低成本的融資環境，低成本的融資環境又是跟法系有關，不同法系的融資成本是不一樣的，普通法系的融資成本相對更低，而美國就是普通法系。這幾個原因加在一起，決定了美國在從0到1創新上的優勢難以撼動。那么緊跟著的問題是，目前中美之間激烈對抗，似乎正在要脫鉤。如果脫鉤能夠成功的話，是否我說的這個結構就又作廢了？但基于我的這些觀察分析，目前我仍然認為脫鉤脫不掉。說得更準確一點，在一些特定的高端技術領域，脫鉤不僅能脫得掉，而且正在發生。但是兩國經濟要在整體上脫鉤，根本脫不掉。因為那些脫鉤的高端領域的產品，大多是中間產品，不是終端產品。比如芯片，中國目前自己做不了，但芯片是個中間產品，沒法直接賣給消費者，手機才是終端產品。芯片想要變成手機，必須得依靠復雜的組裝環節，而這都是中低端制造業。高端制造業需要的是工藝能力，中國在這方面仍有不短的路要走；而中低端制造業需要的則是成本控制能力，在這方面，中國是無與倫比的。雖然在工藝能力方面，中國很多時候是受制于人的。但這種“受制于人”并不是單方面的，而是相互的：你的東西確實我做不了，我認賬；但是你的東西做出來，必須先靠中低端制造業組裝完畢，才能賣出去。那對不起了，這些環節都在我們家。中美之間這種比較優勢的不同，在十幾年之內不會出現實質性逆轉，因此，整體性的脫鉤是做不到的。當然，這不是說高技術領域的脫鉤就對中國沒影響了。它當然會帶來很多影響，可能會讓中國內部的企業在中低端生產領域的競爭更加激烈，更加內卷，利潤率變得更薄；但這與脫鉤不是一回事，它需要的是另外的一些應對方案。 既然中美在經濟上如此深度依賴，為什么政治上還會不斷推動脫鉤呢？最重要的一個動因是中國制造業這些年的高速成長，帶來了世界上一系列失衡，包括美國內部的失衡。美國的創新產業、資本都很愿意跟中國的制造業相融合，因為這能提高它們的效率，符合它們的利益，所以這些領域的人，其對華訴求是更多的合作。與之相反，美國傳統產業部門的對華訴求更多的是對抗，因為在他們看來，就是中國人搶走了他們的機會。這兩個群體的規模都不小，從大選結果可以看出來，大致各占一半人口。這兩個群體有著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使得中美關系變成了一種三邊關系，即美國創新部門-中國-美國傳統部門。 這種三邊關系有點像南北戰爭之前美國的狀況：北方工業州渴求貿易保護，好讓自己的工業品有競爭力；南方農業種植園州渴望自由貿易，以便能更便宜地從英國買工業品。南北政策訴求剛好相反，于是引爆了一系列問題。當然，美國今天不可能再次爆發內戰，但是經濟撕裂會演化成社會撕裂，社會撕裂會造成政治撕裂，于是我們看到最近兩次美國大選都出現了嚴重的撕裂。對于美國總統而言，他的政策選項有兩種：一個選項是一屁股坐在某一個陣營這邊，這就是川普的選項；另一個選項是要做全體美國人總統，而不是一半美國人總統，這就是拜登的選項。做全體美國人總統，就必須要既照顧創新部門對華合作需求，又照顧到傳統部門對華對抗的需求，最終呈現的結果就是，美國的對華經濟政策，相較于川普時期有所柔化。比如TikTok，當年控制它的政策已經取消了。經濟上柔化了，還怎么對抗呢？很簡單，在別的領域對抗，比如人權、政治、觀念，拜登上臺之后，中美兩國在這些領域的對抗明顯更強了。由于美國內部出現的撕裂狀態，有人得出結論：美國衰落了。在我看來，這個結論太草率。撕裂并不能證明美國衰落了，某種特定意義上，它反倒是美國強大的表征。邏輯是這樣的：美國的創新部門越有效率，它的撕裂性就會越強、越嚴重。而如今撕裂這么嚴重，證明了它的創新部門非常有效率，而美國真正的力量就在于它的創新部門效率上。這種經濟層面的撕裂十幾年之后會自然消化，因為到時候傳統部門失業的人們都已經退休了，領退休金了。川普想要通過經濟政策，也就是把制造業帶回美國，來解決傳統部門的人們所面臨的問題，但是幾年的努力證明了這條路走不通。而退休金屬于社會政策的問題，經濟政策搞不定的事情可以通過社會政策來消化。美國在這十幾年當中培養起來的新的勞動力，他們可以參與到創新部門，或者參與到創新部門的衍生部門，美國經濟內在有機的一體性會恢復。到那時，經濟層面的撕裂大概就過去了。當然，美國社會層面因為種族問題等所導致的撕裂仍然會存在，是否會更嚴重也未可知。但絕不能僅僅因為看到今天美國因為經濟原因導致的這種撕裂狀況，就輕易判斷美國要衰落。同樣地，在全球秩序方面，中國的成長不僅讓美國內部出現了狀況，還讓很多別的國家內部也都出現了狀況。好一點的國家，像美國一樣出現了撕裂，差一點的國家就干脆被擠掉了工作機會。這不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全球經濟發展過程中一系列馬太效應導致的結果。中國誠心實意地想要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當然渴望所有人能有所發展，但現在確實不如人意。怎么辦？在找到辦解決法之前，這個問題會惡化各國之間的關系——因為你太能干了，導致我們沒活干，所以我一定要跟你對抗。而各國之間經濟分工又如此相互依賴，本來，相互越依賴，越需要政治上信任，但現在偏偏是越依賴，越不信任。這就是今天國際秩序中的悖論。此時我們就要問了，這些困境是否有突破的可能性？它的突破點在哪兒？我們今天可以得出結論的是，無論如何過往的國際秩序肯定持續不下去。因為過往國際秩序的治理方案中有個未言明的基本預設，就是每個國家都有能力實現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現代化，但這個預設在今天已經破產了。那么我們需要做一種觀念層面的反思，可能的出路在何方？我在做反思的時候打開一個腦洞，今天的世界很可能需要一種新的全球再分配機制。在一個新的全球再分配機制之下，才能讓所有人都得到發展，我們自己也才能發展得更長遠，更持久。但全球再分配機制絕不能是我直接給你錢，直接給錢是一種最糟糕的再分配機制。它會敗壞那些接受錢的人，在本質上是不可持續的。我現在一個猜想，這樣一種再分配機制應該通過一些穿透國界，不以國家為單位的那些產業來實現。在這些產業的運轉過程當中，基于經貿過程找到某種新的分配機制，然后當下的困境才有解，我們也才有可能找到某種新的全球秩序生長基礎。任何一個產業都是要解決一個問題或說痛點，穿透國界、不以國家為單位的那些產業，也一定是要回應那些不以國家為單位，只能以全球為單位才能回應的那些問題或說痛點。今天我能想到的是三個領域，可能還有更多，能力所限主要想到這三個領域：數據問題、氣候問題、病毒問題（公共衛生）。而這三個問題都是全球性的，沒有辦法以單個國家為單位解決的。中國的防疫做得再好，只要有一個國家防疫做得不到位，你就不敢真的敞開國門。中國碳減排做得再好，如果有別的國家拼命在燒，你的所有努力全部作廢，所以這些東西都是根本無法以單個國家為單位來解決的。這三個人類要共同面對的普遍問題，對應著三個產業：互聯網經濟、新能源經濟、生物制藥產業。我最近這段時間一直跟這三個產業的人在反復探討，結果發現，就這幾個產業的生產和創新環節而言，未來在中美兩國以外的國家的機會也比較小。那么，我一直在談的全球再分配的機制，必須通過這些產業來找。具體怎么找，目前我只能是初步開一些腦洞，很明確的答案方案還沒有，但基于我一開始跟大家講的國際政治分析方法，還是可以找到一些思考的方向。有些朋友可能看到過我2021年出的新書《破繭》，在書中最后一部分，我仔細討論了數字秩序可能會怎樣構成一種新的全球再分配機制。這個機制該怎么設計、該怎么生成、該怎么自驅動，這個背后是有一系列東西可以被構想出來，從理論層面把它推導出來。新能源、公共衛生領域的產業，未來我們也都可以打開一些類似的新腦洞，來構想新的全球再分配秩序以及相應的國際新秩序的可能性。尤其是，隨著技術的演化，會重新定義一系列問題。比如新能源產業，今天的中國在光伏領域有著全球碾壓性的優勢。而光伏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有可能石油就不值錢了，中東就變窮了，國際秩序上可能面臨一些挑戰；以及，美元現在以石油為錨，如果石油不值錢了，美元就得重新找錨。這個錨又是什么？我們目前直觀的假想，有可能就是未來的算力。但是算力要想進行有效運算的話，又依賴于分布式能源，以及所有這些能夠順暢展開的話，又和公共衛生緊密相關，所有這些彼此都是緊密的串聯在一塊，沒有辦法孤立地來討論。人類歷史不是勻速直線運動往前發展，它是勻速直線發展一段時間，突然來一個劇烈的變化，就像量子躍遷一樣，再勻速直線一段時間，再一個劇烈變化。我們要理解世界的時候，都是需要一些參照系的，在勻速直線運動時期，那個參照系是穩定的，于是世界對你來說是可理解、可把握的、可規劃、可預期的。但是在這種量子躍遷期，之前所有參照系都作廢了，你不知道如何理解、把握和預期這個世界。此時你需要的是突破過去各種各樣觀念、各種各樣習以為常的那些套路，突破它們的束縛進行某種升維，才有可能有機會找到解決多重交叉問題的方案和路徑。這樣一種量子躍遷期，人類在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次，每一次大戰之后都是一種量子躍遷期。每一次問題的解決都是通過所謂升維的方式才解決掉，具體怎么升維，具體怎么樣做到，在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案例。歷史上的經驗可以給我們啟發，未來我們也需要通過升維的辦法找到新秩序的真正出路。謝謝大家！。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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