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業項目也內卷的當下，要找到一個競爭稀缺的賽道越來越難了。
如果一個公司本身就賺錢，有非常不錯的造血能力；同時還備受資本青睞，融資不亦樂乎，它所在的領域是不是值得關注一下呢？
就在這個月，知名VC紅杉資本的一個動作吸引了我的注意，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企業Otter（意思是“水母”），得到了紅杉資本（及其他兩家機構）2300萬美元的A輪投資。別說是疫情之后趨于謹慎的大背景下，即便是在互聯網如火如荼、資本持幣待灑的年份，這個數額也算得上大手筆。
它所押注的賽道，是一個在中國尚無品牌化和規模化的領域——家庭兒童保育。對于大量在職人群無法看護孩子的需求，采用“共享父母”的模式，讓一些因疫情而留守在家的父母來幫忙看護孩子。目前已經完成了至少2000萬美元的業績流水。
重點強調一下，Otter的模式未必適合中國國情，也不一定是最佳解決方案，但它被資本所選中，也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兒童托管保育是一個全球性難題，即便是日本這樣嚴重少子化的國家，同樣存在資源不足的問題，那么中國在三胎政策之下，保育行業勢必會迎來需求增長。
它將如何發展，能否為職業女性減負，這項女性占主流的技術又是否會為女性職業帶來新機會……確實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家庭保育，
憑什么得到資本“青眼”？
看到福布斯對Otter的報道，我第一反應是：這不就是我小時候也去過的家庭日托，也就是“小飯桌”嗎？一群孩子在午間或課后，去到一個阿姨家里，吃飯、游戲、寫作業，這有什么稀奇的？但如果只是這樣，就無法解釋為什么資本要砸進幾千萬美金了。
有幾個地方是值得注意的：
一是平臺規模效應。創始人邁爾創辦了一個平臺，需要托管服務的家庭會將孩子的情況、照顧需求，以及自己的育兒風格告訴平臺，再由平臺來匹配能照顧孩子的留守父母，負責對服務方進行背景調查和定期檢查。
平臺式調度、管理與標準化，可以減少許多家庭日托缺少許可和培訓的風險，保障客戶的權益，沖擊傳統家庭日托市場的游戲規則。
（海倫·梅爾，Otter的創始人兼CEO）
二是疫后零工經濟。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動員了許多高質量的保育資源。2020年，疫情導致歐美大量面向客戶的崗位被裁，一大批父母被趕出了勞動力市場，女性就業情況更是急劇轉冷，大量女性不得不呆在家中，為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員負責各種事務。
這些“留守父母”形成了大量的優質人力資源，有余力為保育市場提供更高質量的服務。能夠給孩子提供更多的關注，工作時間上更靈活，滿足精細育兒的流行需求。
三是兒童社會化需要。和祖父母輩或保姆照顧孩子的封閉環境不同，家庭日托服務者可在照顧自己的小孩同時，一起照顧客戶的孩子，因此提供了大量與其他孩子面對面社交的時間和機會，能夠幫助孩子更好地完成社會化鍛煉。
除了工作和經濟的考慮，這一點也是許多家長家孩子送去家庭日托的原因。
當然，家庭日托的問題在這類平臺上同樣存在，比如：
由留守父母照看，而不是系統標準的課堂環境，對于一些重視“托教結合”的家長來說可能還不夠；
家庭通常只有一兩個照顧者，一旦出現意外狀況，就可能人手不足；
各個家庭日托是否有政府認證的執照和許可，目前沒有統一的標準和規范，質量參差不齊。
這一模式能否良性發展，還有待后續完善與觀察，但這一市場的蘇醒，卻是實實在在的趨勢。
為人父母，
尋找社會與個體之外的另一種可能
疫情雖然逐漸消退，但帶來的一些變化卻是持久、深遠的。而傳統的社會保育支持系統，也無法滿足當代家庭育兒的多元化需要，這些外部因素都在推動向外求助的托育需求，變得常態化起來。
一方面，全球經濟復蘇需要更多女性進入勞動大軍。
在日本，每年就有數萬兒童無法進入托兒所，導致母親不得不辭職。此前，美國曾公布了7750億美元的計劃，以解決“美國的照顧危機”，以此鼓勵女性在外工作。
在中國，三胎政策在給予更多生育自由的同時，也帶來了增加的照護壓力。因此緊隨其后也接連出臺了一系列兒童照護社會服務，比如全國推行課后及暑期托管服務，以期直接減輕家庭尤其是女性的負擔。
此外，經濟不確定性也降低了家庭的風險承受能力，對于一些低收入家庭來說，托育可能是更經濟的選擇。
并不是每個家庭都幸運地由祖父母輩來照顧孩子，雇傭保姆或兼職保姆都存在許多顯而易見的隱憂與更高的成本。有執照的日托中心，往往由幾名受過培訓的教師來管理多個孩子，很難面面俱到。
這種背景下，家庭日托模式就以個性化、性價比、兼顧3歲以下嬰兒，成為許多父母的選擇。
從市場潛力上看，2016 年國家衛計委家庭司委托研究機構調查顯示，全國 0~3 歲嬰幼兒在各類托育機構的入托率僅為 4.1%，遠低于發達國家 50%的入托率。未來大量外溢的市場化托育支持需求，也會催生極大的市場空間。
許多發達現代國家，兒童保育費用甚至超過了高校教育費用，紐約的父母平均每年要支付近15000美元的全職嬰兒照護費用。中國作為人口眾多的后發現代化國家，托兒機構整體短缺，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開展普惠托育，降低家庭的托幼支出，在政策和民意上都已經成為必然。
從這個角度來說，無論家庭還是機構，托育服務都將成為照顧兒童的必要支持系統，并迎來增長，也難怪會吸引資本入場了。
女性與保育：
除了奉獻，還應去創造
如果說，家庭“共享托育”模式的出現，是為了減輕職業女性的壓力，也為許多不得不退守家庭的女性帶來商業機會，那么，這一市場的高質量發展，則有賴于更多女性的創造。
舉個例子，眾所周知，高質量的兒童保育需要一個健康與安全的環境，這就涉及許多注重細節與交互的地方。
比如軟硬件設計上，是否設有警衛設備如智能攝像頭，是否有易于獲得的急救包和到處張貼的緊急號碼，所有游戲設備是否擁有柔軟的防護以防止磕傷，兒童玩具是否采用無毒材料……這些創新與創意，都離不開也無法拒絕女性的參與。
托育的時光，也是一個孩子塑造自己未來的階段，為他們的健康、學習和發展尋找更加光明的方向，也算是逐利的資本為女性和全人類未來做的一點小貢獻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