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 年 7 月,萬尼瓦爾·布什將《科學:無盡的前沿》遞交給杜魯門總統。這份報告確立了一條簡單清晰的法則:聯邦政府提供資金,大學從事基礎研究,企業負責商業轉化。美國戰后科技秩序由此奠基,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據此而生,互聯網、半導體、生物技術等一系列變革性力量在這套制度框架下相繼涌現。
整整八十一年后,2026 年 7 月 21 日,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發布了《科學:新的黃金時代》。123 頁的報告,表面上致敬布什,實則親手推翻了他所奠定的那套體系。報告直言不諱:美國科研體系已經"日益僵化固化",科學生產力持續放緩,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研發支出已經追平美國——用報告自己的話說,"這是美國即使在冷戰時期也從未面臨過的局面。"
《無盡的前沿》與《新的黃金時代》之間最根本的差異,在于對同一個問題的截然不同的回答:政府在科學研究中應當扮演什么角色?
布什的回答是明確的:政府是資助者,不是運營者。他提出了五大基本原則——資金穩定、公民治理、依托外部機構("不應運營任何自己的實驗室")、保障學術自由、對總統和國會負責。政府把錢給大學,大學保障科學家的自由探索,至于發現如何轉化為技術、技術如何變成產業,那是企業的事。這就是后來被稱為"線性模型"的制度設計。它有一個隱含的信念:只要上游的基礎研究源源不斷地產出知識,下游的應用與商業化自然會水到渠成。
《新的黃金時代》的回答完全不同。報告將政府重新定義為"資本配置者"和"競技場塑造者"。它主張聯邦政府"設定明確的科學目標,并建設將科學發現轉化為技術實力的工業力量"。資助方式上,報告引入了"金票"機制——單個評審專家可以單獨資助被委員會否決的高風險項目;快速資助通道要求在 48 小時內做出決定;成果導向的"拉式機制"為結果付費而非為投入付費。政府應當像風險投資人一樣管理科研資金,用"投資組合法"布局不同風險等級的項目,并設立"元科學部門"持續進行受控實驗來測試哪種資助機制更有效。
布什模式下,錢跟著機構走——NSF、NIH、頂尖大學是資金的固定目的地。《新的黃金時代》要逆轉這個邏輯:錢跟著人走。報告明確提出"投資于人,而不僅僅是項目":擴大可轉移研究生獎學金、支持早期職業獨立、提供長期限資助讓最優秀的人才可以"帶資轉移"。報告斷言"大學不再是美國最具創新性科學研究的唯一家園",建議特許設立"X 實驗室"這類小型、專注、任務完成后即解散的新型研究機構。
布什報告有一個核心信仰:科學家的自由探索終將造福國家。政府只管出錢,不管方向。《新的黃金時代》的信仰完全不同:科學發現若不能在國內轉化為制造能力和技術優勢,就等于替他國支付了研發費用。報告反復用兩個案例來論證這個判斷:美國發明了極紫外光刻(EUV)的關鍵技術,然而今天唯一能制造 EUV 光刻機的公司總部在歐洲;美國開創了鋰離子電池,然而亞洲公司主導了全球供應鏈。
要理解《新的黃金時代》背后的驅動力,需要讀另一本書:2025 年 2 月出版的《科技共和國》(The Technological Republic)。作者是數據分析公司 Palantir 的 CEO 亞歷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和尼古拉斯·扎米斯卡。
這本書診斷了美國科技界一個深層的病癥:硅谷最聰明的頭腦把精力投向了照片分享、聊天界面、打車和訂餐 App,而不是國防、犯罪、醫療等真正棘手的難題。一代軟件工程師安然享受美國安全保護傘的紅利,卻拒絕承擔任何參與國防項目的成本——谷歌因員工大規模抗議退出軍用無人機 AI 分析的"Maven 項目",理由直白得令人難堪:"因為這反彈太可怕了。"與此同時,五角大樓在人工智能上的投入僅占其 8860 億美元總預算的 0.2%。卡普的判斷是:西方正在"軟件世紀"里不戰而退。
《科技共和國》的核心訴求是重建科技界與政府的緊密合作:軟件產業應當把工程能力從消費應用轉向國防與公共福祉,政府應當借鑒硅谷"癡迷于輸出結果而非表演作秀"的組織文化,雙方共同發起確保對戰場人工智能獨家控制權的"新曼哈頓計劃"。這不是一本普通的科技評論,它是一份政治宣言。卡普本人在書中毫不諱言 Palantir 是一家"更廣泛的政治計劃"的載體。

兩份文本之間的關聯不是推測,而是人事和思想的直接對應。《新的黃金時代》的執筆者、OSTP 主任邁克爾·克拉西奧斯(Michael Kratsios),曾是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幕僚長。蒂爾不僅是 Palantir 的創始投資人,更是《科技共和國》書中被明確歸功的思想源頭。卡普寫道,蒂爾"察覺到了硅谷日益萎縮的雄心"。蒂爾也是所謂"科技右翼"的教父級人物,早在 2016 年就是特朗普在硅谷最顯眼的支持者。
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科技共和國》與《新的黃金時代》共享同一個意識形態譜系。這個譜系有三個核心信條:反"覺醒資本主義"——科技公司不應當追求 DEI 等進步議程,應當回歸"精英原則";技術民族主義——技術應服務于國家力量而非全球主義的市場邏輯;政府-科技復合體——科技精英應進入政府,政府應像科技公司一樣運行。
科研制度競爭的新階段
《新的黃金時代》最值得關注的不是它說了什么,而是它標志著什么。它標志著美國精英層形成了一種共識:科研制度本身已經成為大國競爭的關鍵變量。誰設計出更高效的科學生產系統,誰就能在這場競爭中占據優勢。
這種制度層面的競爭意識在報告中貫穿始終。報告承認,中國采取"舉國體制"在關鍵國家利益領域推進科研,英國設立了"元科學部門",挪威圍繞"投資組合模型"重組了研究理事會——全球都在競相改革科研制度,美國不能落后。報告同時指出,競爭對手"學會了利用開放和封閉科學體系之間的深層不對等性":他們利用美國的開放教育體系作為進入其創新基地的切入點,同時限制接觸自己的數據。這意味著競爭已經從技術層面上升到制度設計和規則博弈層面。
兩種模式因此呈現出相向而行的態勢。中國長期以工程轉化和規模化制造見長,近年來持續補齊基礎研究短板。美國長期以基礎科學和原創技術見長,如今《新的黃金時代》正致力于系統性地彌補制造與工程能力的短板,重新聯結"發現"與"制造"。未來的競爭不再是論文數量或諾貝爾獎的競賽,而是"科學發現—AI 推理—實驗驗證—工程制造—市場應用"全鏈條貫通速度的競賽。在 AI 大幅降低科學發現門檻的時代,提出想法不再稀缺,高效實驗驗證與制造轉化體系才是真正的戰略高地。
這場轉向能否成功,目前還看不清楚。兩黨在國會的分歧已經十分尖銳——共和黨全面支持,民主黨領袖稱其"極具諷刺",超過一萬名科學家簽署公開信反對。預算方面,特朗普政府提出的 2026 財年研發預算較上一財年下降約 6%,報告本身卻需要調配每年約 2000 億美元的聯邦研發資金。也有批評者指出,這份報告對基礎研究、專家同行評審和科研人才隊伍的投入嚴重不足,"砍掉蘋果樹并不能讓蘋果派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