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這是1988年朱镕基（時任上海市市長）在上海市九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的原話：
“有一個老同志打電話跟我講，你說三年改變上海的面貌，如若不然，引咎辭職。我說我不會狂妄到這個程度，我沒有說過這個話，這是個誤會。
我講了一句什么話呢？那是關于上海大眾“桑塔納”的。現在“桑塔納”是非常賺錢的，一輛汽車要賺好多萬，但今年計劃只能生產1萬輛，為什么？因為現在國產化的程度很低，你大量生產等于買人家的散件來裝配，花費大量的外匯，所以國務院的政策是卡住上海不讓多生產。但是我考慮，上海現在這么困難，如果不再多生產一點“桑塔納”賺一點錢的話，日子過不下去。
因此我就給李鵬同志寫了一個“陳情表”，這個“陳情表”是江澤民同志簽發的。我在里面講，第一，關于“桑塔納”的國產化去年已經開過會、訂了計劃，國產化率去年年底達到2.7%，今年要達到25%，到1990年認證的國產化率可以達到80%以上，三年就基本國產化了。我說多生產一點、多裝配一點并不影響國產化，計劃都做了，正在認真實行。第二，上海現在有生產能力，國內市場也很需要，盡管國產化率低一點，但總比進口整車好。另外，現在上海的原材料非常困難，就得靠“桑塔納”去換原材料，不然就要停產了，因此無論如何請求生產1.5萬輛。多這5000輛汽車，財政收入就可以增加好幾個億啊！現在我們的處境很困難，但是我認為，生產1.5萬輛“桑塔納”還是完全正確的，也確實得到了李鵬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允許我們生產1.5萬輛。但如果三年我們不能實現國產化，那我怎么向中央交代啊？所以我就在給中央的“陳情表”上寫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三年不實現國產化，我就向中央引咎自責，還沒敢說辭職。
我這個話是說給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聽的，說給市經委、計委聽的，你們要不好好抓國產化，那我就得辭職了，我的命運跟你們拴在一起了。我說這個話就想起到這個作用。但這話傳到外面，就變成了我三年不改變上海面貌就引咎辭職。”
接下來，讓我們一同來回顧桑塔納國產化的往事，緬懷剛剛去世的朱镕基總理。
01. 在長凳和橡皮榔頭上誕生的“旋風”
1983年4月11日，上海安亭一處舊廠房里，7位上海汽車廠的工人在總裝車間辟出一塊不大的地方，安裝了10多米長的手推導軌，開始手工作業。一輛手工組裝的白色轎車緩緩駛出——中國第一輛桑塔納誕生了。
“Santana”本是德國一座山谷里一股強勁旋風的名字。這股旋風，從嘉定開始刮起，將席卷中國汽車領域數十年。
然而，當時的造車方式，離現代轎車工業還隔著天塹。工人記憶中，那時造轎車是擱在長凳上用榔頭敲成的。直到打開從德國運來的木箱子、取出“白色車殼子”時，大家才第一次意識到——現代汽車總裝不是“敲出來”，而是“拼起來”的。
1984年10月，中德雙方在人民大會堂簽字，上海大眾（現上汽大眾）應運而生。按照合資協議，桑塔納有一個長達7年的國產化計劃表，第七年國產化率要達到90%以上。
可隨德國大眾來華的一位《明鏡》周刊記者在考察了中國廠房后，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大眾汽車將在一個孤島上生產，并且這里幾乎沒有任何配件供應商。中國車間里的葫蘆吊、長板凳、橡皮榔頭，都是我爺爺輩的生產方式。”
幾乎每一個到現場考察的德國人都不相信上海汽車制造業能在短期內改變如此落后的狀況。
02. 2.7%的困局
合資兩年多過去了，現實比最悲觀的預測還要殘酷。
1986年，桑塔納的國產化率僅有2.7%。除了輪胎、收音機、喇叭、天線和標牌這5種零件外，其余全部依賴進口。真正涉及轎車關鍵的發動機、底盤、車身等，一個也不能生產。
當時中國無法理解，為什么一個方向盤要有幾十甚至上百個技術指標，認為德國人過于死板、故意刁難。按照合同，桑塔納國產化零部件必須送到德國沃爾夫斯堡，由德國大眾進行技術認證。國內不少贊成“土洋結合”的聲音質疑：德國人定這么高的標準，就是存心來賺外匯，不是來幫中國人搞合資企業。
還有一種聲音：面對現實，降低標準，搞“中國特色”吧。
與此同時，有人寫信告狀，此事驚動了中央和國務院。國產化進展如此緩慢，不僅浪費大量外匯，還使中德雙方頻繁發生矛盾和爭吵。時任國家經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1987年夏明確表示：“如果3年之內國產化率達不到40%，上海大眾就關門了結。”
03. 興師問罪
1987年6月，上海錦江小禮堂。
朱镕基第一次見到上海大眾新任總經理王榮鈞，開口便道：“久聞大名。你們日子過得很好啊，反正只要進口散件，組裝一下就能賣錢了，錢賺得容易。”
這話說得毫不客氣。朱镕基是受國務院指派，帶領陣容強大的工作組專程到上海調研桑塔納國產化問題的。
王榮鈞一聽，感覺這句話是在批評上海大眾。他回答說：“我上任剛3個月，我的看法是，上海大眾如果不搞國產化，好像一個大樓建在沙灘上一樣，遲早會倒掉。”
他沒有唯唯諾諾，而是把一張照片拿給朱镕基看——一只輪胎在實驗臺上經過高速運轉，橡膠破裂，簾子布翻開。王榮鈞說：“輪胎算是經過德國大眾認證的，還出現了這樣嚴重的質量問題，國產化的難度不能低估。”
朱镕基十分意外，完全改變了前來興師問罪的初衷。他說：“我們的國產化，如果每搞一個，就是一個不知道哪天會爆發的火山，后果不堪設想。”
這次調查后，朱镕基總結道：“我開誠布公地說，上海桑塔納銷售得很好，但是推進國產化工作的進程很慢……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痛苦教訓，三年來的國產化工作，實際上幾乎沒有向前邁進一步。”
就在這年年底，1987年12月22日，朱镕基被任命為上海市委副書記，并被提名為上海市市長人選。桑塔納國產化的難題，成了他需要打的一場硬仗。
04. 點將陸吉安
朱镕基早就開始布局。
1987年7月，他在全國對外經濟合作會議上注意到了工作能力突出的陸吉安。會議結束后，他通過廣播找人：“上海陸吉安請注意，朱镕基有事找你。”
朱镕基請陸吉安吃飯，又給他買好回上海的飛機票。飛機剛落地，上海市的專車已經候在一旁。朱镕基與上海市領導商定，讓時任上海市經委副主任的陸吉安，同時兼任上海汽車工業總公司總裁、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董事長。
上海大眾首任德方副總經理波斯特在回憶錄中寫道：“那是朱镕基巧妙的一步棋，將一個他信任的人放在上海大眾董事會最高位置上。”
朱镕基對陸吉安說了一句讓后者銘記一生的話：“老陸，三年里如果國產化率上不去，你應該引咎辭職。”
很多人說陸吉安接了一個“燙手山芋”。到任第一天，陸吉安就在會議上拋出了他的“0理論”：“如果桑塔納國產化完不成，那就是0分。0乘以100等于多少？還是0。所以國產化完不成，其他工作做得再好，還是0。”
05. 絕不搞“瓜菜代”
1987年12月24日，已經候任上海市長的朱镕基在桑塔納國產化工作會議上，發表了題為《把“桑塔納”轎車國產化搞上去》的重要講話。他開宗明義提出：桑塔納轎車國產化是國家重大戰略，建立零部件體系是當務之急。
針對當時主張降低標準、搞“過渡標準”的聲音，朱镕基斬釘截鐵地表示：絕不搞“瓜菜代” ——即不準用所謂的中國標準取代大眾汽車公司標準。他提出一個后來廣為傳頌的要求：“桑塔納的國產化要100%合格，降低0.1%我們都不要。”
他不僅提要求，更以身作則。為了給上海爭取更多生產配額，他給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寫了一封“陳情表”——由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簽發。他在信中寫道，國產化率去年年底已達12.7%，今年要達到25%，1990年認證國產化率可達80%以上，三年基本國產化。
信的末尾，他寫下一句分量極重的話：如果三年不實現國產化，就向中央引咎自責。后來他解釋說：“我這個話是說給上海大眾汽車公司聽的，說給市經委、計委聽的，你們要不好好抓國產化，那我就得辭職了，我的命運跟你們拴在一起了。”
06. 路改道了，德國人驚呆了
1988年4月，朱镕基正式就任上海市市長。上任不到3天，他就來到上海安亭大眾汽車廠視察。
德方副總經理波斯特驚訝地發現，朱镕基是汽車產業的行家，他問的每個問題都頗有針對性。在與德國人的溝通中，市長同志非常直截了當：“你們還有什么困難可以提出來。”
朱镕基信步在工廠走了一個小時，了解國產化進度。他視察后第二天一大早，讓德國合作伙伴沒想到的事情發生了。
此前，一條嘈雜的公路橫穿上海大眾廠房，困擾了德國工程師整整三年。朱镕基承諾解決這個問題。第二天，一輛巨型吊車出現在安亭洛浦路上，將整條公路一截為二——公路真的改道了。
德國人不清楚吊車從哪里開來。他們第一次感受到，這位新市長不僅懂行，而且說干就干。
07. 共同體與國產化基金
朱镕基深知，桑塔納國產化不是簡單的零件替代，而是要建立一個完整的零部件生產體系。
在他的推動下，1988年，上海桑塔納轎車國產化共同體正式成立。這是一個動員全國各方面力量，以整車為龍頭、零部件企業利益為紐帶，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的產學研結合的共同體。全國105家零部件配套企業、6所高校、7家科研院所共同加入。
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提出，共同體不搞“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上海牌”，要搞全國擇優定點的“中華牌”。這個提法打開了格局——桑塔納國產化不僅是上海的事，更是全國的事。
同年，經國務院批準，國產化專項基金設立。每賣出一輛桑塔納，就抽出2.8萬元的利潤注入基金。三年間累計收到150億元國產化基金，這筆錢存在銀行可以撬動300億元貸款，用來改造零部件廠。從1988年到1994年，加上存貸利息，共計近100億元。
回過頭來看，這筆錢是一筆真正的“救命錢”，基本解決了零部件企業技術改造的資金和外匯缺口。
在質量把控上，上海大眾從德國大眾返聘20多位退休工程師來華培訓和指導零部件生產。國內零部件廠如果想成為供應商，必須按照德國標準重新改造。過去中國生產方向盤測試指標只有六個，而桑塔納的方向盤指標竟有一百多個。
08. 從2.7%到90%
在一系列舉措的推動下，桑塔納國產化率開始跳躍式攀升。
1988年國產化率達到30.6%——比上海市政府年初下達的25%指標還多了5.6個百分點。1989年突破60%，1993年突破80%。到1996年，國產化率達到90%。
從2.7%到85%，僅用了大約五年半時間。關鍵零部件如車身、發動機、變速箱三大總成和前后橋總成相繼實現國產化。
1991年，鄧小平同志視察上海大眾，看到尚未國產化的汽車缸體時問起原因。陸吉安說：“我們沒有這個技術。”鄧小平同志指示向全國全世界招標，后來問題也得到解決。
09. “桑塔納轎車算一個！”
桑塔納的國產化，不僅成就了一款車型，更為中國汽車工業創造了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依托于上海大眾的發展，大量汽車零部件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福耀玻璃等一批企業，都曾受益于桑塔納共同體的支持。如果沒有這筆“救命錢”對橫向配套零部件企業進行支持，中國的汽車零部件產業或許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桑塔納也成為中國汽車史上的一個傳奇——從1983年到2012年，累計銷量400萬輛，約占上海大眾總銷量的一半以上。
1996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感慨地說：“中國工業品真正達到國際水平的，屈指可數，桑塔納轎車算一個！”
他還曾動情地表示：“它是上海的希望。”
這句話背后，是一位改革者數年如一日的堅持與擔當。從國家經委副主任到上海市長，從“興師問罪”到立下軍令狀，從“絕不搞瓜菜代”到建立國產化共同體——朱镕基以極大的決心和行動力，推動桑塔納走出了一條中國汽車工業的突圍之路。
今天，當我們回望這段歷史，桑塔納不僅是一款車，更是一個時代的印記。那句“擁有桑塔納，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廣告語，不僅是一款車的宣言，更是一個民族汽車工業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自信宣告。
而朱镕基總理對汽車工業的貢獻，也早已鐫刻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豐碑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