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edee
1月1日，1990年代的第一天，時任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美國總統老布什和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三個人隔空互致新年問候。問候內容不便多說，總之“地圖頭”釋放了巨大的友好信號，另兩位的態度則比“下次一定”還不一定。
1990年代，中國也早已不再是什么局外人。1980年代末的那幾出紛紛擾擾，也讓世界用新的目光與心態來看待我們——我們也算是慢慢融入這地球屯了。而且，無論老人或學生、男人或女人，也無論什么政治家官員、專家學者、抑或販夫走卒工人農夫，都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各種事情充滿熱情與意見。
城市青年愈發混不吝起來。該溜子們還有了專屬的生活方式和流行語。
他們大都不分男女，穿著破舊牛仔褲，厚毛巾襪和老爹旅游鞋。更重要的是，還大抵都有一件甚至好幾件圓領白T恤，上面印著各種諸如“一無所有”、?“煩著呢，別理我”、“從頭再來”、“我是流氓我怕誰〞之類的手寫體大字。
總之，遠遠一看就能讓戴著紅袖箍的居委會大媽腦仁疼。
當然了，讓大媽們腦仁加倍疼的，還有年輕人消磨時間的新方式，比如過洋節跳洋舞唱洋歌看洋片之類的。叫得上名兒的城市開始出現各種迪斯科廣場。每天晚上，成百上千的年輕人在迪斯科舞曲中瘋狂搖擺。他們狂歡到黎明后，還會勾肩搭背地趕去某些大家都懂的錄像廳，在那里相伴到天明。
幾乎是同時，一種全新的娛樂方式東渡而來，就是如今依然讓我們欲罷不能的“卡拉OK”。
其本體“卡拉OK點唱機”只用半年時間，就成功進駐北上廣各類歌廳與餐廳。
數據顯示，1990年北上廣擁有點唱機的歌廳、舞廳或餐廳：北京有五十家、廣州四十多家，上海最少但也有三十三家。其中最火的，莫過于位于北京南禮士路上的四季歌廳。用當時的眼光看，四季歌廳似乎是專門沖著第一批萬元戶來的，主打豪華歐式風格的大廳，還配有VIP包廂。
最關鍵的是消費價格。
一張門票30塊錢人民幣，抵得上一個普通工人三分之一的工資。唱一首歌5塊錢，多唱也沒有啥“唱十送一”的優惠。最便宜的酒水消費是可口可樂，一杯3塊，蘋果汁一杯8塊，德國啤酒一杯10塊，而一盤去皮的西瓜果盤20元。
不過，并不是所有歌廳都會讓人一夜爆負，不少點歌機也成功地下沉到了三四五線城市乃至一些縣城。比如陜北榆林之類的地方也出現了卡拉OK小歌廳。不過收費是按夜算的——20塊錢，就能和朋友一起歡暢一個通宵，還能無限續杯高末，簡直比80和90后熟悉的量販式好樂迪還好樂迪。
卡拉OK還養肥了中國近200家音像出版社和五十家音像生產廠。僅1990年就售出了36萬盒聲像帶和1億1700萬盒錄音帶。
這種源于東瀛的新生事物，讓中國人終于文藝且文明地將自己的真情實感宣泄出來。大家絲毫不懂什么“丹田用氣”或“假聲轉換”，總是緊抓話筒在三四分鐘里聲嘶力竭、淚流滿面，而他們的真情肉嗓也總會引得臺下人感同身受熱烈鼓掌。
唱歌也成為中國大學生課余時間的剛需之一，成為了“托派”（學托福準備出國的學生）和“麻派”（除了讀書就是打麻將的學生，改革開放后最早的躺平先鋒）這對冤家都無法拒絕的剛需。學校里已經看不到頭綁紅飄帶的帶頭大哥，多是抱著吉他，坐在宿舍前草皮上自彈自唱的“草地歌手”。
只要唱得好，歌手身邊總會圍著不少人，大家甚至浸一屁股的露水也不愿離去——畢竟，熱血沸騰的往事已不堪回首，未來等著他們的，是連找工作都成問題的大問題。
所以眼下，不如聽歌。
大學生們唱自己寫的調調，更愛唱流行歌曲，港臺有羅大佑、李宗盛、齊秦、趙傳、鄭智化和黃舒駿，內地首推崔健。不少歌手尤愛李宗盛《生命中的精靈》以及崔健?《新長征路上的搖滾》這兩張專輯。
彼時，崔健已經有3年沒辦演唱會了。
據說是因為一首搖滾味兒十足的《南泥灣》，讓某位老干部氣到想親自找他進行深度物理切磋。當然人家大人大量沒那么做，還允許他出專輯，只是把和他相關的演唱會一律掐斷。
直到1990年，崔健公開宣布要為北京亞運會募捐100萬，終于感天動地征服了亞組委，他和他的樂隊開始轟轟烈烈的亞運巡回演出。
崔健去了不少地方，上海、天津、沈陽、武漢、西安、重慶……絕大部分觀眾的參與熱情都極高。不少人懵懵懂懂的，并不理解搖滾是什么，意味著什么，但都明確感受到了搖滾的力量——
充滿了躁動、跳躍、瘋狂與激情。直到5月末，崔健準備回北京搞場大的，然后……就沒有然后了。原定的100萬捐助亞組委表示錢不錢的無所謂，老崔你的心意我們都心領了。
的確，崔健亞運巡演已完全不重要了，因為再過3個多月，北京就將舉辦第十一屆亞運會。這是中國第一次舉辦綜合性國際體育大賽，它也成為改革開放后，中國擴大對外開放與交流合作的標志。
中國為亞運會做了起碼整整四年的準備——投資20多億人民幣，在北京新建了大量立交橋和寬敞大馬路，對北京的整體市容進行了堪稱換血一般的改造，甚至被形容為“繼1950年代，興建人民大會堂等十大建筑以來最大規模的城市建設”。
大規模的重建新建無疑是成功的，第十一屆亞運會無論是比賽項目還是參賽人數均超過歷次亞運會，是當時亞運會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盛會。
全新的北京城讓37個國家和地區的6578名運動員感受到了何謂賓至如歸，什么是“發展是硬道理”。全國各地街頭巷尾，處處可以聽到“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處處可以看到舉著獎牌撒丫子奔跑的大熊貓“盼盼”。
震撼最深的無疑是中國臺北隊的年青運動員與教練們。不少人私底下對賽事工作人員說：“那邊天天說大陸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我們到北京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經過16年的努力，中國隊在亞運會的金牌總數首次過百，第三次獲得亞運會金牌總數第一。
更重要的是，中國居然能拿出20億元人民幣來和“鄰居”們共襄盛舉。而這其中有大約十分之一是中國人民主動投喂的。
除了崔健的巡演捐款，還有許多愛國巨商為北京亞運會進行了巨額投資。比如霍英東直接捐出1億港幣，成為亞組委的首要貴人。
還有更多人，尤其是孩子們對于亞運捐款爆發出驚人的熱誠——第一個捐款者是江蘇鹽城建湖縣五年級小學女生顏海霞，捐出了1塊6毛的壓歲錢。還有無數才上幼兒園的孩子，他們鄭重地將1分鋼镚兒捧給了保育員阿姨。
除了捐錢，亞運會期間亞組委登記在冊的“義務服務人員”達20萬人，而實際“義務服務人員”則超過了40萬人。
亞運會甚至讓該溜子們心平氣和起來。有個真實的段子：倆年輕人對向走在北京街頭，無意中互相撞著了。換以往早就摩拳擦掌開始口腔體操加物理切磋，誰知其中一位甩了甩頭道：“小子，今天不跟你吵，辦亞運會呢！”
這一年，上海終于獲批，著手開發開放浦東。
當然了，開發開放啥的是需要大筆資金的。順理成章地在11月底，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了。
有趣的是，當時上交所首任總經理尉文淵表示，自己所在的交易所籌建組都是“股盲”，無論是李祥瑞（時任交通銀行行長）、賀鎬圣（時任上海體改辦主任）抑或龔浩成（時任人民銀行上海分行行長），再加上他自己，對證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怎樣把交易場所建起來并有序地運轉，并不是很清楚。
甚至就在半年前，國務院正式批復同意建立上海證券交易所那會兒，他們對什么樣的公司可以上市，股票交易如何進行，交易模式應該是什么樣的，交易清算應有怎樣的程序等一系列實操規范條文，以及交易員培訓、會員和席位等規則還是一頭霧水。
還有交易場地和交易方式，都處于尋尋覓覓的初級階段。
最終，前者比照著香港聯交所交易大廳的照片，選擇了虹口區黃浦路15號浦江飯店。這棟已有170多年歷史的歐式老建筑，原名叫禮查飯店，曾是中國最早用上煤氣、自來水，電燈，看上電影和西方馬戲的海派精華建筑，雖然破敗，氣勢依舊。
交易方式則選擇了電腦自動撮合競價交易系統，即使1990年的上海，銀行系統還處在打算盤的初級階段，只有工商銀行有一臺IBM的中心機。但電腦無紙化交易已是大勢所趨。
還有那面藏在中國證券博物館里的那面開市銅鑼，是籌備組的人從舊貨攤上撿來的。
在熬過半年多雞飛狗跳的籌備階段后，亞太地區最年輕具活力的新興證券市場，上海證券交易所，重新敲響了開張的銅鑼。
不少媒體興奮表示：“上海證券交易所的新生，標志著社會主義中國開始正式利用股票市場這一工具發展經濟，更標志著資本市場也是能夠為社會主義中國服務的！”
當然對于曾在世界金融中心浸淫了半個多世紀的上海人而言，“姓資姓社”都不重要，他們的眼里只有那8只股票——上交所開市半個小時后，前市收市時成功成交49筆，當天的上證指數收盤點位是99.98點，中國資本市場的大門徹底打開了。
1990年，我們熟悉的王傳福剛剛從中南大學畢業；李書福還在臺州做裝潢材料廠廠長；尹同躍在一汽-大眾的總裝車間任勞任怨；魏建軍剛剛接管了他叔叔的長城工業公司。
中國汽車產銷量終于爬到50萬輛左右，剛剛進入快速上升期。
同一時期，一個溫州的農民企業家造出了一輛電動車和一輛混動車，提前投身到讓無數人瞠目結舌又肅然起敬的造車運動中。
他就是溫州怪才葉文貴。
這個只有初中文化的鄉鎮企業家，曾是老天爺追在他屁股后頭求著喂飯的“萬柳老爺”。他最神奇的地方在于能自畫圖紙自制機器，辦一家廠火一家廠，進一行賺一行，在1980年代末身價早破千萬。
無數人將他視為溫州最大的神話和Super Star，相信如果他想，原子彈都不在話下。
葉文貴對原子彈沒啥興趣，一直以來他只有一個小目標：造車。而且要造當年國內聞所未聞的新能源車。
于是，他跑去北上廣等大城市，蹲守在汽車廠和研究所門口挖專家，沒有一個人愿意跟他翻山越嶺地去他老家金鄉造車。他甚至放棄了去大北京參加“百位優秀農民企業家”的頒獎儀式，留在溫州找各式各樣的“星期天工程師”進行切磋。
磋來磋去的，葉文貴決定趕鴨子上陣。
他在老家廠房里一通宵一通宵地啃資料查書籍畫圖紙磨配件敲車殼……熬不下去就喝茅臺解乏。在灌下N瓶茅臺后，真造出了中國第一輛電動汽車——手工耿都得叫一聲老祖宗。葉文貴將這輛車命名為“葉豐1號”，葉文貴的“葉”，大豐收的“豐”。
很快地，“葉豐1號”拿到了國家級新產品證書。但葉文貴認為這個小目標完成得并不好，不僅因為“葉豐1號”長得磕磣了些，舒適度差了些，發動機反應慢了些，更關鍵的，是汽車電池壽命短，續航能力差：充電8小時，續航里程200公里。
葉文貴決定去海的那頭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能否有解。美國同僚則給了他一個好消息和一個壞消息。
好消息是，“葉豐1號”的200公里續航已經屬于世界領先水平；壞消息是，純電動汽車電池壽命短、續航能力差是當時電動汽車研究者的共同死穴。
1990年10月，全國各地好消息壞消息不斷冒出的當口，葉文貴悄咪咪地推出了混動汽車“葉豐2號”。很快地，這輛車就上了當時中國汽車研討會的頭條。
但彼時的葉文貴已站在一條細鋼索上——為了造車，他將之前積攢下來的千萬身家全部花光，速度之快，想必蔚小理們應該感同身受。更可怕的是，葉文貴發現他還能造更好的新能源車，比如跑起來更絲滑，續航更持久，性能更優異的“葉豐3號”。
雖然很快地，深圳有人拿出五千萬，支持他去東南沿海發展；美國有汽車專家愿意帶他去海的那頭海闊天空深度合作……但由于各種各樣的主觀與客觀原因，兩次聯姻都以失敗告終。
葉文貴沒有怪任何人，因為燒錢造車是他個人選擇。況且，他真造出了3臺新能源車，一臺更比一臺強。因此無論有沒有錢，他的新能源造車夢的確都實現了。
1995年5月，資金鏈徹底斷裂的葉文貴，將三輛“葉豐”牌鎖進自家車庫，在老家過上了半隱居生活。
2年后，豐田普銳斯轟動世界，一年賣出1.8萬輛。
1990年，歐共體取消了上一年對中國采取的限制措施，恢復同中國的正常關系；
麥當勞終于進入中國，在深圳開出了第一家店；
中國的獨身男性已是獨身女性的15倍。社會學家李銀河調查發現：大城市中產里已經出現不少丁克家庭；
整容開始成為風尚。中國男人向往著能有阿蘭·德龍的下巴，女人們則期望擁有英格麗·褒曼的同款鼻子；
1990年，社會激變著，中國人的危機意識日益加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遺忘三種東西：“共識”、“秩序”與“意義”……
